美国曾掀禅宗热
原标题：1960s：美国禅宗热潮
致幻剂、摇滚乐、性解放的另一面，是禅与唐诗。相去万里的两者，以主流社会难以理解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便成了披头禅、嬉皮禅，它属于加里·斯奈德，属于凯鲁亚克，属于鲍勃·迪伦，属于19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
二战催生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美国，但建立在军工综合体基础上的经济繁荣、科技领先，却无法遮掩冷战时代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化：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原子恐怖、女权运动、环境恶化……许多年轻一代美国人由此对美国社会制度、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传统艺术形式，甚至基督教教义都产生了怀疑。
怀疑之外，他们以反叛的姿态挑战主流社会：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然而骨子里愤世嫉俗。他们常聚集于公寓或地下室，一边谈论社会文学艺术，一边吸大麻、酗酒，欣赏爵士乐或搞同XING恋；有时也在酒吧、咖啡馆吟咏自己的作品，或是成群结队去山林旷野，在自然乐趣中寻求心灵依托……
但更多时候，他们以放纵感官享受的方式寄托自我，一切荒唐、YIN乱的行为，都被视为超凡人圣。核心成员威廉·博罗斯渴望体验犯罪行为感受，曾参与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吸食鸦片；凯鲁亚克参与过一起杀人案，因协从犯罪而被捕；金斯堡家中堆满偷来的东西，他曾驾驶载满贼赃的汽车，直到做出更疯狂的举动，在精神病院被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
这就是杰克·凯鲁亚克在其畅销书《达摩流浪者》中描绘的“披头”(beat)，也即“垮掉的一代”。“beat”象征当时节奏疯狂急促的爵士乐节奏，同时也表达世界末日快到时的绝望感受。
但披头士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寄托的荒诞与无力。预期的幸福与充实没有实现，却更感沉重的失落和不安。然后，他们继续在漫长的精神苦旅中沉沦挣扎，“即使是最粗俗和最虚无的成员，也毫无例外地关心精神的归依和信仰的依靠”。
■铃木大拙西来
几乎与披头士群体同时出现在美国的，是日本禅师铃木大拙。
铃木自1893年起，一生致力于向世界传播禅学，因而被称为“世界的禅者”。
那一年，23年的铃木大拙初次亮相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就以对佛学的深刻理解与对英文的娴熟把握，折服了美国学者，他首次将因果、涅槃等名词，用英语精准地介绍给了对此闻所未闻的西方人。
肇始于铃木大拙的日本禅宗西渡，由此在美国生根、发芽，经历1930年代的短暂兴盛和1940年代战火中的禁绝后，1950-1958年间，铃木大拙再度来到美国，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余暇则口说笔书，在各大城市讲演禅法。
禅宗由此开始在美国流行，禅寺、禅堂、禅宗学校、禅定中心不断出现，许多著名大学也开设了禅宗研究机构或团体，且逐年增多，还定期编译出版禅宗典籍目录。
而披头士们的禅缘，也由倾听铃木大拙的禅法讲演开始。
与西方传统信仰迥然不同的是，禅宗注重切近人生的问题，也即如何止息烦恼、获得快乐自在的生命，其认为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而它又恰好在西方思维传统中强调的秩序和逻辑被打破时出现，“是应时的苦口良药，可化解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感，并松懈二元对立的紧张、改变他们的念头”。
披头士们很快接受了这种能让人产生圆融无碍，及鼓励从人生体验中学习的迥异宗教，他们前往加州北海岸广大山区，在无边的西部天空下乞灵于禅宗，将疯狂与智慧相结合，将自己置身于超脱玄妙的神秘境界，借助“禅”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规避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从而实现灵魂的最终圆满和完善。（陈元音《禅与美国文学》）
尤其是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铭》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是直接否定了善恶二元论的警语，特别得到披头族的认同。
从禅宗出发，他们更将目光投向了其背后陌生的东方传统。其核心人物如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等人，都在那段时间去了东方游历，修行禅定、静坐默想，以求得精神解脱。
尽管披头禅被人笑称是进口的二手货，不是正统禅，但正因他们的热忱与疯狂，始有后来在美国各地禅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的林立，在嬉皮风盛行的1960年代成为一股热潮，而禅也因此走进了英语词典，名为“zen”。
至于披头士们的禅，则被称为Beat Zen，也就是“披头禅”，其得名于铃木大拙学生艾伦·瓦茨的同名著作。
■跨越时空的禅意共鸣
披头禅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披头族”们着力将感悟到的禅意融入音乐、文学、绘画……如他们的小说《在路上》，描绘主人公看见一轮红日渐渐升起，“那是其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面对那轮红日，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行踪飘忽不定。”面对红日突然问不知自己是谁的感觉，已深蕴禅意。
其中尤为引人瞩目者，是披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从禅宗入手，一直远追至中国中唐时代的诗僧寒山。
寒山早年曾有优游生活，聪颖好文，后来遭遇乱世，兄长败家，父母谢世，妻儿离去，半生流离后返回故乡咸阳，于物是人非中回望半生以来种种沧桑巨变，终于彻悟，从此不再执着尘世和生死，吟哦着“郑州梨，青州枣，万物无过出处好”奔向天台山归隐。
此后的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望空谩骂，又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禅诗，为唐宋以来历代高僧禅师唱和讲禅之经典。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斯奈德译介了24首寒山诗歌。寒山诗曰:“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而斯奈德则在《八月中在沙斗山望哨》中写道:“山谷中云遮雾障/五日大雨三天酷热/树脂在松果上闪光，在巨岩和草地对面/有成群新生的蝇。”
寒山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乃是“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后的彻底醒悟”，其游离于社会成规与秩序之外而自乐其志，丝毫不受世俗权威干扰其生活的悠然，都成为披头士们特立独行、标榜自我乃至鄙视社会、背弃社会，走向自然旷野的先导。在寒山诗中，他们更感悟到了一种安宁、详和的气氛和禅悦的生机，找到了抚慰他们动荡而空虚的精神的源泉。
于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疯癫的山之隐者，就变成了一位“垮掉”的英雄和反文化的先锋，成了一个“反对符号”。在诗歌中，在“佯狂似癫”中，披头士们与千年前万里外的一位异域禅僧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沟通”。
■斯奈德：披头禅精神领袖的40年
斯奈德自己，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的寒山，他早年就曾做过伐木工和森林防火瞭望员，他热衷于登山，十几岁时就成了野营俱乐部的顾问。这成为其日后热情追随东方哲学和生态主义的强烈心理动因。
斯奈德生于旧金山，大萧条期间，家庭经济陷入贫困，只得迁往华盛顿州。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小农场。8岁时，家里六个月的小牛死了。他问神父，这头小牛能不能上天堂。神父说不能。斯奈德痛哭不止，对神父说：“那我退学。”
对基督教失望后，上大学时的斯奈德对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产生兴趣，也开始学习铃木大拙的著作。接触禅学后，斯奈德决定中止人类学的学习，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
在那里，他结识了凯鲁亚克，他俩一起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一书，正是照搬了这段生活：书中主人公贾菲及其朋友，住在一间小屋里简朴苦修，没有椅子和床，只有一张类似榻榻米的席子，屋里全是书，放在柳条筐里；衣服都是慈善商店的二手货；他们还常常去爬山，一爬就是几星期。
1956年，斯奈德去往日本京都，开始了10年的临济宗禅学和东亚文化研习历程。他在京都大相国寺出家为僧，从事劳作之外“敲了三年木鱼”，是该寺第一位洋和尚。他的中文、日文造诣，使得他的禅学水平远远超出一般美国学者；他的四次婚姻中有一次是与一位日裔美国人，结果斯奈德说日语，倒是他的妻子说英语。
1969年，斯奈德在内华达山区买了100公顷土地，在在满眼山花、野火鸡、溪流等各种原生态风光中割草、伐木、种菜。
劳作之余，斯奈德著书立说，讲学访问——他不抗拒现代生活，但他的隐居地整整25年都不通电，但这里却有一间禅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变成禅修中心，他自己则多了一个角色——禅宗师傅。
进入1970年代，斯奈德比任何与“垮掉派运动”相关的诗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为生活的先知、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生态平衡的圣人。而他的内华达山村社，渐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营，从两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且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做派，“戴着很多首饰，大耳环，大胡子，长头发”。
而斯奈德显然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他不仅系统学习过东方语言和文化，甚至连养活自己的本领都比别人强：体力好、干活强、会修篱笆、会把破旧的小屋用纸裱糊得干干净净。
斯奈德自己则在每天早上都打坐冥想半个小时，以冥想的钟声引领大家一天修禅生活的开始。
斯奈德认为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这是社会发生变化时主流社会一贯都有的偏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对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乡村人口代表后者。斯奈德认为人们应该走出这种误区，找到更好的出路。”
这背后的宗教情结，或正是布鲁斯在《新时代与世俗化》所归纳的禅念：相信自我的神圣性和无罪感，人人皆可成佛；并且，没有比自我更高的权威。这样的自我意识犹如宣称“真理就在你的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