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与“传教”

王雷泉

    杨仁山居士的《支那佛教振兴策》二篇(《等不等观杂录》卷一，收于金陵刻经处印行《杨仁山居士遗著》)，寥寥数百字，内涵却十分宏富。一百年前的世纪之交，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下，满清王朝被西方列强逼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于是办洋务，开工矿，派留学生……值此百事更新之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有头脑的人，却开出了一剂急功近利的“庙产兴学”药方，欲取寺庙之产业，以充学堂经费。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光注重世俗层面的招商开厂，而不注重超越的宗教精神，能否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支那佛教振兴策》，比起一般单纯为了保庙产的寺僧，其高明之处就是指出近代化与宗教同步发展的关系。比起颟顸昏庸、病笃乱投医的满汉大员，杨仁山是更有资格讨论“通商”与“传教”这二者关系的。杨仁山是中国佛教徒中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1878年和1886年，两次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等国，学习西洋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采购仪器设备，并向朝廷上书建议派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同时，他在英国会见了近代宗教学创始人马克斯· 缪勒教授，接受了先进的宗教学研究方法。并与缪勒门下的日本留学生南条文雄结下了长期的文化交流关系，他帮助南条文雄编写佛藏目录，南条则把许多在中国已佚的佛经通过杨仁山从日本反哺回中国。杨仁山还与美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锡兰佛教复兴运动代表人物达磨波罗居士等宗教界人士有过多次交往。综观东西各国大势，杨仁山指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

　　中国现在正进入市场经济阶段，经济秩序和价值规范正在重组之中。过分讲求人事功利以致忽略对永恒精神的追求，既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承负，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前不久，上海最大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有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危机，据说一位相当层次的官员扬言，若是由他主管这一地段，早就让书店迁出这块黄金地段了。如果顺着此公的思路，那么最该征用的地块应是处于闹市中心而经济效益更差的人民公园，哪怕是给肯德基炸鸡店作养鸡场也能创造更多的利润。现代化与宗教其实并不对立，它们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现代化本身产生的问题会增长对宗教的需求。”“宗教乃是减轻现代化带来压力的一种可能方式。”((德)苏为德：《现代化和宗教的辩证法》，《世界宗教资料》1992，4)如果我们承认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丛中，不能没有绿化园林的调节；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追求温饱乃至小康的物质生活中，同样不能没有超越的宗教精神的滋润。

　　瑞士天主教神学家汉斯·孔1987年访问中国时作了《基督教向何处去》的学术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重新发现宗教的过程中”，一旦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伴有宗教冷漠麻痹，如果纯粹的物质至上主义开始统辖一切，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人生无意义感会加重，归属感会丧失，道德悲观主义会加强，失去精神寄托的感觉会漫延。”(《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231-232页)

    这种后果，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此时此刻，杨仁山的警告依然具有划世纪的意义：“东西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国何独不然？！”

(写于1994年10月，文中主要内容，曾作为金陵刻经处主办的

《闻思》杂志[仅出刊一辑]刊登杨文会《支那佛教振兴策》的“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