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寺院与景点门票收费”之我见 ————一个佛学研究者的手记(7)

王雷泉

一

蒋孝严先生对大陆风景区的高额门票，特别是对寺院收门票的质疑，可谓旁观者清。天下苦“墙”久矣！当今中国佛教被围墙困住手脚，面对基督教和港台佛教“兵临城下”的局面，拆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正当其时。

天下名山僧居多，宗教场所收门票，受伤害最大的是佛教，这涉及佛教的宗教地位及发展形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宗教界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澄清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口号，这只是马克思的一个比喻，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根据。到九十年代初，党政高层正式提出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基本解决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什么样的人在引导？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提出要引导宗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就出在这里。有些行政部门再把它庸俗化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宗教只是招商引资的工具，帮助把地方经济搞上去。中国文化中的入世性和功利性，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求佛教必须为现实服务。经忏佛事演变为商业性很强的“贩卖如来”，引起教内外诟病。对这个问题，佛教界是作过抗争的，赵朴初先生当时提出佛教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不能用工具性的眼光，去看待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占有崇高地位的佛教。

宗教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相互联系的层圈。强调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或者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都模糊了佛教的宗教色彩。佛教存在于世的根本是要化世导俗，不能光在外延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要理直气壮地突出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性。所以我在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不想成佛作祖的和尚不是一个好和尚。”只能以成佛作祖作为佛教发展的中心，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到上个世纪末，“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个祸国殃教的口号，受到了政府、教界和学界的一致批评和抵制，但流毒一直遗害到现在。任何一个寺庙的恢复和兴建，必须要促进当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否则就很难存在。其实，佛教的复兴是谁也不能抗拒的历史潮流，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就隐含着极大的商机。现在我们要警觉的是在经济上利用佛教，“庙产兴学”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各种变种层出不穷，严重地损害佛教的声誉，透支佛教未来的发展空间。现在地方政府和商人盖大庙、塑佛像，获得了巨利，起一个非常坏的示范效应。

解决门票问题是需要时节因缘的，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对此早就提出变革的意见，庐山东林寺早在2007年就取消了门票。现在由蒋孝严先生从外部来推动，可谓水到渠成。两岸的统一应该先从弘扬中国文化开始，希望“第三次国共合作”能率先在佛教事业上得到突破。以上，我先把寺院受围墙所困的政治、经济背景，作个简单的交待。

二

给寺院设道墙收门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有对佛教的歧视。我们要分清两堵墙：一堵是应该树立的，保护佛教纯洁性、神圣性的墙；一堵是应该突破限制弘扬佛法的墙，以利益大众和社会。

我在2010年1月出刊的《佛教观察》第八期卷首语《君子素其位而行》中写道：“当围墙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高额门票收入的工具，乃至把寺院与风景区打包‘上市’，寺墙的作用就异化了，它成为隔断寺院与民众精神联系的障碍，抑制佛教事业发展的瓶颈。”

门票问题只是一个表象，更多的是内外勾结，侵害佛教利益。毋庸讳言，佛教内部存在大量低俗化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是佛教内部的自我改革，不能由外部力量来操纵。当年慧远大师写信给桓玄，要清理佛教、沙汰僧尼，必须由教团自己来解决。他担心外部的“非善类”，只能把佛教引导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隆莲法师也曾说过：佛教的法律就是戒律。只要佛教坚持自己的神圣性，外部力量也就没有可乘之机。桓玄当年沙汰僧尼，庐山以其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

佛教是转世俗的，不能被世俗所转。佛教要从目前“鬼打墙”的吊诡现状，改进为“佛跳墙”而海阔天空的格局，就必须真正建立在社会大众的基础上。佛法从来就不违背国法，佛陀临终时讲过，要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但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尊重佛教的宗教品格，不要把佛教工具化。

在现时代，佛教不仅仅局限在出家人中，要强调四众弟子的教团意识。在以网络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已经没有地域上的障碍了。佛教界要扎紧篱笆，保护自己的神圣权益。同时要善用社会力量和主流媒体，跳出围墙走向社会大众。道风清净的寺院不能独善其身，要引导并支持居士们去经营茶馆、图书馆、画廊、瑜伽馆等一切事业，做佛教的事情。

总之，事在人为。佛教界可以通过自身不收门票，显示一下自己的主体性与神圣性。针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即烦恼而成菩提，堂堂正正地开展“政经搭台、佛教唱戏”。

——2010年7月20日在庐山东林寺座谈会上的发言